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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史中国(1840年前的历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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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理学名臣与雍正皇帝的殊死较量  

2009-06-29 18:36:2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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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
雍正

雍正四年八月,时任云贵总督的杨名时接到了朝廷颁发的一道上谕。雍正在上谕中毫不留情地点了查弼纳、杨名时、裴度、张楷、魏廷珍等督抚的名,责备他们“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,将就求容悦于人,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”。在说明了这种官场风气对吏治的严重破坏作用之后,雍正在谕旨中表扬了四个“模范督抚”——田文镜、杨文乾、李卫与诺敏,说他们“实心任事,整饬官民,不避嫌怨”。他还在谕旨结尾处说:“朕深望尔等为明达体用之全才,而深惜尔等为同流混俗之乡愿,故谆谆告诫,不惮周详。”

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,自己竟然成了阻碍改革深入的“绊脚石”,他只记得自己殚精竭虑,做了许多赤诚为国的实事,并无“苟且塞责,姑息养奸”。难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做错了,竟没有觉察?难道是皇上听信了谗言,对自己有误解?他心乱如麻,不明所以,思绪早已飞到了往昔的岁月……

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(1661年1月24日),杨名时出生于江阴朝阳关。他自幼苦读经书,以“端方耿介”自持,勉力追求“正己、修身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儒家理想。为了用科举成绩证明自身的价值,也为了表明“以匡正天下为己任”的决心,他一再推迟婚期,大有不中进士不结婚的气魄。几经坎坷蹭蹬,他终于在康熙三十年(1691年)成为翰林院庶吉士。

随后,杨名时投身于康熙年间的名臣李光地的门下,李光地对他十分器重,在授课时曾经当众表扬他说:“志气强毅,临事有担当。外面却如田夫野老,甚好。”他认为,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,除了有能力、有学识、有政治资源之外,还必须有敢作敢当的气魄与坚韧不拔的意志,而杨名时正是具有这种成功潜质的人。

康熙四十年,在李光地的极力推荐下,杨名时被任为提督顺天学政,“虽流金之暑,见其阅卷,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,不暇易。秉烛至夜分不卧,群笑其自取苦也”。这段记载,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志士勤勉恪职的坚毅形象。

雍正改元之后,杨名时首次上请安折就收到了新皇帝的朱批谕旨回复:“尔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,自兹莫移初志,益当勉之。”这说明,雍正对他印象不坏,可是,如今又为什么要给他定下“违道干誉”、“姑息养奸”的恶名呢?

杨名时哪里知道,雍正皇帝对他的态度变化,肇因于君臣之间往来的密折。

密折制度是康熙所创,到雍正初年已经定型。凡地方上有所兴革,该地督抚大吏必须先缮写“兴革意向”于密折之上,然后再派专人赴京呈上密折请旨,皇帝在折上写下密批旨意,再送还给“上折人”。即便皇帝已在密折上允准所请,也不能马上付诸实施。因为从密折的创意来看,它不过是君臣私下互通信息的一个秘密渠道,有利于皇帝迅速了解地方上的实情,遥控指挥督抚大吏,巩固皇权。但皇帝的个人意见还不能当作朝廷颁发的正式公文。正式公文的形成还需要督抚在吃准了皇上的旨意后,另行缮写可以公开的奏章,经皇帝批阅后交内阁评议,最后由皇帝综合各方意见决定是否准行。这是地方兴革得以实施的必经程序。密折与奏章的并行,可以确保在地方督抚大吏与中央阁部大官之间实现权力的制约,督抚不得借密折侵夺阁部之权,阁部也不得以“廷议”来阻碍督抚的兴革建议,最终实现在皇帝一手把持之下,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目的。

雍正登基之后,以务实求真、雷厉风行作为自己的勤政原则。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密折和奏章,少则一二十件,多则三四十件,而且有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,他还要洋洋洒洒地细细述说,以至于有时批语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多,这就导致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。为此,他期盼各地督抚们所上的奏折内容务实,言简意赅,不利用密折频繁上奏,讨好皇帝,挟制上司,恐吓下属。

虽然雍正与杨名时素未谋面,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君臣关系还算融洽,雍正曾经亲手题字“清操夙著”赐予杨名时,以示褒奖。但同时,雍正也不太欣赏杨名时的工作风格,他认为杨名时“太软些”,有看重并依从下属的毛病。

雍正二年(1724年)十月,发生了杨名时在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批的事件。这是雍正最忌恨的,因为这会导致内阁大学士在讨论地方兴革时,鉴于皇帝已有的看法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。雍正认为此举破坏了督抚与阁部的权力平衡,于是停止了杨名时的密折奏事权。

雍正三年夏,时任云南巡抚的杨名时为此上“请安折”,请云贵总督高其倬代为呈递,雍正不愿接受暗中道歉,公开下旨予以拒绝。在高其倬的点拨下,杨名时又上奏章,公开认错,称泄露密折并非故意,请求恢复密折奏事权。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,杨名时接到圣旨:“杨名时既知过失,恳切奏请,仍准折奏。”四月二十日,杨名时登上了宦海最高峰,成为兵部尚书、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。雍正在任命诏书上很有权术而又极为坦诚地说:“前因人捏陷尔奏之,朕偶失斟酌之,所疑今已明白,何罪之有?朕再不粉饰一时之误,枉罪汝也。朕之性情如此,不畏有过,但虑朕不能改耳。往事当释然于胸,不必丝毫系念也。”

表面看来,君臣两人的误会已经涣然冰释。杨名时也恭谢天恩,感激涕零,决定为国尽忠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可惜,他高兴得太早了。

此时的雍正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。在解决了兄弟与他争夺皇位的遗留问题以及处理了隆科多、年羹尧等危险政敌之后,他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整顿官场风气上。

康熙晚年,由于满足于现状,官场上的确出现了虚诈、迎合、粉饰、浮夸的污浊风气。许多官员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不去办实事,只求一个廉洁安分的虚名。为了保证自己掌控的国家机器自始至终高效运转,雍正打算自上而下地铲除那些碌碌无为的“木偶”清官。此外,雍正对科举出身的文官也一直心存芥蒂,而对直言敢谏、特立独行,以道义自负而又“妄谈国是”的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则更是厌恶,他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又保持独立人格的“海瑞罢官”式的行为。在他看来,这种“洁己沽誉”的“巧官”比贪官污吏更坏。因此,他的整顿利刃一旦出鞘,惩处的将不仅仅是没有作为的清官,更有那些心怀清流传统的持独立人格的清官。

而杨名时恰恰属于后者。他成了雍正“排除贯彻自己改革路线的人事阻力”的典型人物。雍正的理政风格是雷厉风行,而杨名时的风格则是春雨润物。雍正对此不大满意,因为他刚劲的政令每每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、柔化,而且杨名时还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赞誉。雍正觉得杨名时就是孔子口中的“乡愿”,即“德之贼也!”他对“乡愿”尤其反感,经常批评那种表面真诚谨慎,实则欺世盗名的人。所谓“打蛇打七寸”,雍正把整顿官场的第一刀砍向了杨名时等五个督抚大吏,用意十分明显,就是告诫他们最好识相点,操守清廉是必要的,但更应做到奴性十足——必须消灭自己的独立人格,绝对地服从皇权。

此时的杨名时,如果真的识相而隐忍不言,或者凭着官僚惯有的圆滑,表示诚心受教,勉力改正,那么此事很快就会被淡化。查弼纳、魏廷珍等人同样被斥为“乡愿”,日后并没有大祸临头就是明证。可是,杨名时做不到,作为一个严以律己且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士大夫,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就是孔圣人所深恶痛绝的“乡愿”,相反,他要上书,他要争辩,他要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。


雍正四年九月初四,杨名时上密折申述,他首先表示理解皇上深忧臣下沾染“乡愿”习气的良苦用心,随后发表了一番议论:“圣贤之所恶非一,而于恶乡愿尤甚,于佞与利口、无札、不逊及徼讦为智直之流,以其皆属作伪,而乡愿更为深巧,斥绝倍严。人臣苟不知切戒乎?此足不可立于圣人之世。臣自今以往,惟有切省不遑,内则整肃身心,外则厘饬政事,期无蹈于悠忽因循,以无负训迪拳拳至意也。”该文写得内方外圆,合乎情理。但凭着绝顶的智慧,雍正不仅看出了杨名时深怀抵触之心,而且还品出了折中的弦外之音:引用同样被圣人所厌恶的“佞、利口、无礼、不逊及徼讦”,旁敲侧击他在圣旨上表扬的“实心任事、不避嫌怨”的田文镜、李卫等大臣。

杨名时指出的圣人所厌恶的四种小人行径,几乎是弹无虚发,发发命中李卫等人的要害。

历史上的李卫,根本不是电视剧《李卫当官》中所戏说的“用小混混的插科打诨,去冲击官场规则而内心却充满正义感”的那种人。他家境富有,但识字不多,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,从此步入官场,田文镜也仅仅是个监生。他们得到雍正的重用,有几个原因:首先,心中只有皇帝,没有朝廷。朝廷是个集合体,它的利益就是封建贵族的集体利益,保护这种利益的有许多是科举士大夫,所谓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。而田、李等人只认皇帝的个人利益,唯皇命是从,见风就升帆,怎能不讨皇帝喜欢?其次,他们的个人工作作风与皇帝保持一致,皇帝喜欢雷厉风行,他们就快刀斩乱麻,办事绝不拖延。再者,他们善于揣摩皇帝的心理,并且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攻击皇帝所不喜欢的人,为皇帝清除“眼中钉”提供证据。

本来就对杨名时的文过饰非十分不满,现在他又含沙射影地讽刺自己的心腹,雍正顿时气贯顶门,很想马上下旨捉拿杨名时。但他毕竟是封疆大吏,没有什么证据就解往京师,恐怕难以服众。雍正强压怒火,作出批示:“朕得力处即‘持平’二字,再不敢为天下先。”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“不持平”而“偏胜”的影射。为了显示帝王的风度,他又写道:“朕岂好辩,乃不得已。指迷之论,卿当熟读以增识见。可谓君臣万里谈心,亦属人间乐事。”

收到密批后,耿直的杨名时天真地认为,皇上想通过与他“谈心”,使君臣之间尽快消除隔膜。但他大错特错了。雍正早已挽好了一个索套,正在等待一个时机,将套圈抛向他的头颅。

作为一个公然标榜“以一人治天下”的独夫,雍正的原则是宁用家奴也不用名儒。绝对听命于皇帝的李卫等人就相当于他的家奴,他们不折不扣地在地方推行雍正颁布的政令,而且取得了让他满意的政绩。这一点让雍正感悟到,饱读诗书、追求仁政的名儒确实没有“臂指如意”的奴才更有效率,要雷厉风行地贯彻自己的治国主张,必须彻底摧毁名儒们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。

更让雍正反感的是,杨名时还时不时地在密折中流露出以理学自重的倾向。雍正虽然对汉文化常怀鄙视,是满文化优越论的坚定信奉者,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身为“夷狄”的自卑,唯恐被饱学汉儒轻视,所以对名儒的奏折尤为敏感。他在批谕杨名时的密折时曾写道:“向来尔等之春秋,朕所深畏,一字一意,朕不能忽视也。”这句话充分暴露出,他对汉人精英的畏惧之心以及其中深藏的敌视之意。

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,雍正极力想把汉官都驯化成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奴仆。现在,杨名时不但不接受驯化,反而以理学自重,“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,念诵几句史册”,就敢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关头挺身而出,暗藏讥讽,“一字一言,皆怀诡谲强梁”。对于这种不能感化、不怕威压,偏执狡诈、刀枪不入的异类,雍正认为绝不能手软,必须严加惩治,以为众人戒!

就在雍正暗下决心准备拿杨名时开刀的时候,一个人出场了。


谁?李卫!

李卫怎么知道雍正要拿办杨名时?这就是他的本领。历史上的李卫虽然大字不识几个,却有三大过人的能力:一是口述修改师爷起草的奏章,常常能切中问题的要害,上的密折简明扼要,奴气十足,深受雍正嘉许;二是破案能力超强,让雍正揪心的吕留良案、甘凤池案,全都由李卫一人搞定;三是特别善于揣测主子的心思,这也是他受宠的关键原因之一。

雍正四年七月,皇帝公开训斥杨名时等五人的谕旨颁示全国后,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立即敏锐地意识到了皇上的意图。但皇帝惩办杨名时将会惩办到什么程度,他还吃不太准。于是他决心试探一下,以图抢下办理杨名时一案的头功。他曾在杨名时手下干过四年,对杨名时的情况了如指掌,捏造证据可信度也高。李卫在云南布政使任上时,仗着有皇帝撑腰,粗暴傲慢,任性使气,动辄谩骂他人,作为他的上司,杨名时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导他。对于杨名时这种以德服人、多管闲事的举动,李卫十分反感,一直怀恨在心。现在机会终于来了,岂能轻易放过?

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,李卫在密折中揭发了杨名时“徇私”与“欺罔”等情弊。但为了给自己留下退路,并进一步窥探皇上对杨名时的真正态度,李卫故意说:“且伊偏徇之处尚多,不敢逐件琐陈。”

雍正此时已有整治杨名时之心。李卫的告密可谓是恰逢其时,正中下怀。考虑到李卫所提供的材料稍显薄弱,雍正在李卫的那句话旁边又加上一条朱批:“可将此事不必落名,但将事情为弊情节写一折来,朕发于鄂尔泰详究。”李卫接到密旨,顿时心花怒放。他知道,杨名时在劫难逃了。此后的几天,李卫一直冥思苦想,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,直至拟出了一个“不落名”的参劾折子。

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,又发生了杨名时在公开的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旨的事件。雍正四年十一月,杨名时“以滇省未完盐课具题”再次将密批谕旨载入题本中。而此次泄密事件距上次泄密仅两年,距杨名时重获密折奏事权仅隔半年有余。不知是因为老迈疏忽,还是被“乡愿”问题搅得焦头烂额导致忙中出错,反正66岁的杨名时再次违反了官场规则。雍正阅毕题本,认定杨名时绝非误犯,而是故意如此,遂勃然大怒道:“似此怙恶不悛,大奸大诈,全无人臣之体,甚属可恶。交部严察议奏!”

敏感的雍正早就觉察到名儒集团秉持儒家“公之于天下”的理念,对“密奏密批”制度有抵制心理。因此,说杨名时故意非难“本朝独特的创制”,的确有其复杂的背景。杨名时究竟是误犯,还是故意如此,我们不得而知,但雍正已下定决心把“粉碎一切公然的挑战与暗中滋长的对本朝制度的腹诽心谤”作为整顿官场的头等大事来抓。杨名时的再次泄密,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“可恶”的典 型。他要把杨名时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,尽管缺乏充分的证据,但他已迫不及待地向全国臣民颁旨,宣称杨名时“怙恶不悛,大奸大恶”。

李卫告密与雍正明旨切责杨名时“大奸大恶”这两件事,都发生在雍正四年的十一月,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,是李卫的诬告激发了雍正的愤怒。其实不然,李卫写告密折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日,雍正颁旨严责的时间也是十一月二十日。李卫当时在杭州,就算动用朝廷最紧急的六百里加急“军报”,送到北京大约也要五六天,而告密折是不能享受“军报”待遇的。因此,雍正下旨时,肯定还没有看到李卫的密折。他对杨名时的步步紧逼,是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出发考虑的,李卫充其量是为他效力的一条狗。


雍正五年三月,杨名时被解除云贵总督的职务,由皇帝宠臣鄂尔泰接任。虽然雍正仍保留他云南巡抚的官职,但这仅仅是个缓兵之计。此时的雍正正在调兵遣将,积极部署,准备在遥远的南疆组织一场打击科举朋党、“歼其渠魁”的大战役。

关于审理这个大案的人选,雍正经过反复斟酌,认为:第一,绝对不能用进士,因为进士之间惺惺相惜,杨名时又是一个饱学硕儒,崇拜他的进士肯定不在少数,办案恐怕不会尽力;第二,不能用自己最宠信的人,虽然他们肯定会尽心竭力地审案,但审问杨名时这样一个政声显赫的清官,难免落下身后骂名。

从第二种想法可以看出雍正对忠于自己的宠臣袒护之深。这是由来已久的,在此之前,泄露密折内容,李卫比杨名时要严重得多。鄂尔泰说他“每有折件奉朱批,多半宣扬于众”,李卫以此来要挟周围的同僚,好像官员升贬之柄尽操于他一人之手。对此,雍正不但不惩治他,反而呵护有加,对参劾李卫的人说“李卫长处胜其所短”,而杨名时只泄了两次密,就成了“大奸之人”。

雍正五年,据说黄河呈现祥瑞,内外群臣都上表称贺,其中鄂尔泰与杨名时的贺表都没有按照老规矩来写。通政司照例题参,雍正下令议处杨名时,而不问及鄂尔泰。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,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处理?雍正的解释是:鄂尔泰公忠体国,是纯臣,故不忍以小节加以处分;而杨名时“毫无亲君爱国之心,与鄂尔泰相去霄壤”,所以仍对杨议处。如此强词夺理,这就是雍正所谓的用人“持平”之说。

正因为百般袒护,所以宠臣们愿意为主子效死力。而更能表现雍正善用权术,以获取亲信感恩之心的就是这次“杨名时案”的审理。此案事关云南的民心,稍有不慎就会落下千古骂名。雍正不愿亲自出面,也不希望亲信陷入这一并不轻松的重大案件中,毕竟尚无证据在手。最后,经过反复权衡,雍正选中了湖南布政使朱纲。朱纲出身小吏,与科甲集团瓜葛不深,加之办事干练,因此成了雍正手中的一枚棋子。

雍正五年二月,朱纲被召入京城,任命为云南巡抚,接替杨名时的职务。之后,雍正多次秘密接见他,面授办案事宜。朱纲深蒙皇上隆恩,自称“虽捐糜顶踵,难以报称”。雍正见他流露出一片奴才对主子的赤诚之心,十分高兴,让他办理完湖南的政务交接后即刻赶赴云南上任,与刑部侍郎黄炳一起会审杨名时。朱纲此去云南,连家属都没带,因为雍正口头允诺他,若办案办得好,结案后就将他调离云南,另有重用。

而此时的杨名时,已被解除一切职务,留在云南待命。从仕途的巅峰跌入低谷的滋味是不好受的,但他却未曾感到一丝一毫的畏惧,在云南当了这么多年官,他诚心诚意为百姓做事,对同僚下属亦是推心置腹,从未做过亏心事。前两年云南罹患水灾,堤坝被毁,百姓流离失所,他禀明朝廷,请求救济。可雍正以“各地库银亏空”为由,让他自筹资金解决。他绞尽脑汁,从盐商那儿借得了银两,救百姓于洪涝之中,此种大恩大德,百姓当然记得。他还千方百计革除雍正颁布的“摊丁入亩”政策的内在弊端,让百姓按“实有劳动力”缴纳钱粮,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他尊重下属,从不颐指气使、大声呵斥,对于下官的合理化建议,他总是从善如流,因此他问心无愧。

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,怀揣特殊使命的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大臣、刑部侍郎黄炳在昆明会齐。毕恭毕敬地摆下香案之后,他们将皇帝的圣旨请出,并郑重其事地打开了一个密匣,取出了李卫的告密折子。接下来就有调查、讯问、取供、援律、定罪等程序在等着杨名时。朱纲早把台词都设计好了,单等着拿“套索”往杨名时的头上套下去。

然而,调查的结果不仅让朱纲、黄炳傻了眼,而且连远在北京遥控指挥的雍正也急得干瞪眼。原来,李卫搜索枯肠、好不容易罗织的杨名时的“四大罪状”竟是如此脆弱无力:参杨名时营私徇庇永平县令冯庆长“亏空库银四千两”一事,经查,实无其事;参杨名时与臬司江芑代顺宁知府范溥赔补亏空一事,经查,杨名时是拿自己的钱帮他填补亏空;参杨名时伙同江芭“外贩锡厂之锡”牟利入己一事,经查,又与杨名时无关;参杨名时徇庇科甲之事,经查,仅仅是推荐了几个科举出身的下级。这一切的一切,让朱纲明白:杨名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。要惩办他并不容易,而皇帝却非要惩办他不可,怎么办?

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正当朱纲、黄炳骑虎难下之际,忠厚而鲁拙的杨名时以孔子“三省吾身”的态度,十分诚恳地主动交待了自己的两个问题。


一是康熙末年他在巡抚任上共得“陋规银”八万余两。此事发生在“养廉银”之前,当时各省各级官员都接受“陋规银”,因为官员俸禄微薄,地方公费几乎为零,若无此项特殊进账,各级地方衙门不仅公务难以办理,连各级官员的日常生恬都难以维持。因这笔收入杨名时已于雍正元年七月向雍正皇帝原原本本、明明白白地汇报过,所以朱纲不敢贸然定罪。

二是在帮顺宁知府填补库银亏空之后,曾收过知府送的金杯一对、缎子四匹。杨名时的口供很快被知府范溥证实。此时的朱纲就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欣喜若狂。因为按照《大清律例》:“不法枉赃一百二十两以上,实,绞监候。”杨名时收下的金杯重十两,按当时的比价,十两黄金折合白银二百两,已经达到法令的处罚要求。朱纲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,他终于可以将杨名时定为死罪,终于可以向皇上交差了。

但是,朱纲深知自己此行的任务并不是将杨名时定罪这么简单。皇上惩办杨名时有一个深层意图——要剥下杨名时那张“假理学”的画皮。雍正认为,如果“不治其名而治其身”,反而成全了杨名时“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”的心愿,自己成了纣王,对自己的名声不利。但如果换一种方式,把重点放在“治其誉”上,不择手段地丑化他、作践他,让他的“假理学”形象大白于天下,当是人生一乐。雍正觉得不仅要让杨名时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口是心非、道貌岸然的伪君子,而且还要让他自己都自。。断形秽,精神萎靡、低声下气地乞求宽恕。

当雍正降旨要杨名时供认“巧诈居心”时,杨名时宁死不屈,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个奸诈之人。愿’为寇仇,绝无‘巧诈居心’。朱大人不妨明察!”

雍正不曾料到,在触及杨名时灵魂深处时,他的道义支柱依然坚挺。雍正对传统士人的劣根性了解甚多,他知道那些理学家必有言行不一的缺陷。他以为只要通过强势威压,就一定能榨出所谓理学家的虚伪与迂腐,谁承想竟遇上了一个坚如磐石的杨名时!

作为一个诚实的学道者,杨名时对圣贤经典确实下了一番切思苦索的工夫,他毕生以“诚”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,“诚”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弃的道义上的承诺,是他宁可合弃生命也一定要坚守的“认罪”的底线。

雍正就是要突破他这最后一道防线,撕破他的理学伪装,从而把以杨名时为代表的名儒集团彻底妖魔化、丑恶化,把汉人科甲集团彻底驯化成自己的奴仆,就像李卫他们那样。他要在官场上彻底摧毁儒家道德所肯定的“海瑞形象”。像甘风池那样武艺高强的人被捕后,在李卫的诱逼之下,照样乖乖地乞求活命,他就不信治不了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呆子。然而他哪里知道,一个真正有骨气的汉族知识分子,所进发出的精神能量远远凌驾于所谓的江湖侠客之上。

由于杨名时顽抗到底,钦案胶着。

朱纲初步审定,拟对杨名时实行绞刑,勒限一年,追银58439两(杨名时所得“陋规银”八万两,扣除弥补银厂亏空约二万二千两)。

这58000余两白银,早已在处理公务及日常生活中用掉,以杨名时为官的清廉,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于是,皇帝特意颁旨,开恩减为3000两。

杨名时“先取邸中物,并脱夫人之簪珥充数,估直不满二百余金也”,卖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,也只能偿还一个零头,杨名时的清廉名声,反而因此传播得更为久远。

此时,反倒是雍正捏了一个烫手山芋。杀吧,会成全杨名时“清廉而终”的好名声;继续羞辱吧,杨名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,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。怎么办?

尽管刑部最终同意钦差审案大臣所拟的“依律拟绞”,但雍正权衡再三,还是决定搁置本案。雍正心中有数:就凭收了下属一对金杯、几匹绸缎之类的小礼物就依法处绞,恐怕会贻笑大方,有失帝王的风度与襟怀。所以,雍正最终说了一句让人听起来意味无穷的话:“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,再降谕旨。”了解内幕的人一听就知道,杨名时已经逃过一劫了。因为杨名时一案牵出了许多案中案,其中就包括李卫在云南时的经济问题。雍正肯定要庇护李卫,那么各案就永无了结之日。在这种情况下,杨名时终雍正之世,一直待罪云南。

杨名时蒙冤八年,心中却一直坚持着对“道义”的参悟与追求。为了生存,他在云南开馆授徒,讲解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,听者云集。人们纷纷前来,就为一睹这根连皇帝也打不断的理学脊梁。

乾隆登基后,决定亲手解决这一悬案。他宣布给杨名时平反,并召令来京。乾隆元年二月,皇帝特赐杨名时礼部尚书衔,兼管国子监祭酒事,在上书房并南书房行走。杨名时任京官后,并没有因为自己已是75岁高龄而收敛锋芒,他仍心系云南百姓,总结自己在云南理政的经验,含蓄地反对雍正在云南推行的“改土归流”政策,上书给新皇帝,提出“绥定苗疆方略”。

乾隆二年九月初一,杨名时病逝。乾隆称其一生“学问纯正,品行端方”,命加赠“太子太傅”,入祀贤良祠,赐谥号为“文定”,并加恩拨出专款,在杨名时的家乡为他建造陵园。乾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蔡世远说过的一句话:“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,江阴一人而已。”这位年轻的、有儒家理想主义色彩的皇帝,终于肯定了杨名时对道义的追求,认为他这种行为是真诚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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