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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史中国(1840年前的历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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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明清鼎革后,琉璃厂成为朝鲜看中国的窗口  

2009-06-28 18:52:0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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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鼎革后,琉璃厂成为朝鲜看中国的窗口 - 网易历史 - 网易历史之中国古史(1840年前的历史)
朝鲜燕行使者坐船而来,琉璃厂成为他们看中国的窗口。

1644年,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,随后的明清鼎革不仅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,而且,对东亚的国际秩序也有重大的影响。对此,日本人称之为“华夷变态”,而朝鲜人则以“小中华”自居,他们都打心眼里鄙视这个由“鞑虏”建立的新帝国。然而,曾几何时,新兴的王朝渐入佳境,康乾盛世的富庶繁华,令络绎而来的朝鲜使臣极感震撼。当时,燕行使者饱览辽蓟燕京的山川胜景,渐渐地,他们将沿途的名胜分为“壮观”、“奇观”和“古迹”三类,形成颇为固定的“中华印象”。“生长偏邦,一快壮观”,为不少朝鲜人所梦寐以求,而当时被其人列入“壮观”者,有“正阳车马”、“琉璃厂市肆”、“海甸灯戏”、“卢桥石栏”、“虎圈”、“象圈”、“辽野”、“渤海”、“山海关”和“会仙亭”等,其中,琉璃厂市肆更是燕行使者时常光顾的场所。

乾隆末年北京的《都门竹枝词》曰:“航海梯山客似云,朝鲜贡使秀而文。书坊闲步风流甚,白练腰围百褶裙。”对于燕行使者而言,琉璃厂不仅是壮观的购物之所(那里有琳琅满目的书籍古玩),而且,此处还是他们结识文人墨客、了解中国社会的最佳场所,逛琉璃厂甚至是朝鲜人收集中国情报的重要方式之一。

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十一月,金士龙随正使金履素渡鸭绿江前来燕京,并于翌年三月返回朝鲜。与许多燕行使者一样,他在回国之后,亦撰述有《燕行日记》,而该日记的序文,则为琉璃厂徽商程嘉贤所撰:

东海金君士龙,……当其历辽沈,越居庸,纵观山川之雄杰,关津形势之所控扼,然后知天地设险之意。北顾黄河,洪流奔放,慨然远想禹功。至京师,仰观天子宫阙之壮,与仓廪、府库、城池、园囿之富且大也,然后知天下之巨丽。见中朝人士容貌秀伟,议论之宏辩,声明文物日新富有,然后知两间清淑之气,钟灵毓秀,华聚于此。……耳目所及,无不笔之于书……得诗凡略[若]干首,为《燕行日记》,付诸剞劂。明年以书来告,且属一言以冠首篇……

序文作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也就是金士龙回国后的第二年。个中一再提及金士龙的诗,所谓“得诗略[若]干首,为《燕行日记》”,今观《燕行日记》全书,其中主要是游记体的散文,除程嘉贤、十然叔侄与金氏的应酬唱和外,并未见有金士龙其他的诗歌。据此推测,程嘉贤其实并没有读过《燕行日记》一稿,故而误认为《燕行日记》是由诗歌若干首构成。在当时,朝鲜人出版著作约请中国人为之作序以自抬声价,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。有的朝鲜人的著作甚至是在北京琉璃厂印刷出版,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朝鲜汉籍中,即有不少此类版本。

金士龙与程嘉贤的相识,也是从琉璃厂开始。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,金士龙第二次来到琉璃厂,“历一书肆,其侧畔有小店门,门上扁曰‘聚好斋’,笔甚古奇”,金士龙走进一看,发现书店及其主人均颇为儒雅:“有丈夫对坐卓上,旁置酒铛香炉,四壁皆名人书画,视其人疏姿白晰,无一点尘俗气,见余至,即下榻相捐[揖],喜色浮动眉宇间,坐余蒲团上,出黄粉纸及笔一、砚一、墨一,共作笔谈”。经过相互寒暄,金士龙得知店中对坐的二人,一位叫程嘉贤,另一位叫胡宝书。前者字少伯,号声路,“江南人”。

自此而始,他们先后多次笔谈,主要谈及中朝两国的社会和风俗。如程嘉贤问及井田古制、衣饰的尚青衣白以及朝鲜的任官制度等,而金士龙则对中国南方的名胜、物产以及科举制度、丧葬习俗等颇感兴趣:

余曰:苏、杭闻名久矣,民物之富庶,楼观之美丽,与燕京孰多?

少伯曰:燕京系是天险关防,至于山水风光,不可与苏、杭较胜。唐人诗曰:“江南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观烟雨中”,此一句,足想其梗概矣。

余曰:足下之居歙州者凡几世?

对曰:自皇宋南渡,衣冠之族随而徙居,子孙之落于西南者不啻仆之家而已。

余曰:歙大州也,其土所产可以指示耶?

对曰:鱼稻足,柑橘贱,且贡砚。

余曰:歙与徽州几里?

对曰:歙,徽之属邑,徽之南有朱文公三世先墓,且有程朱阙里,春秋时享,两家后裔皆在执事之位。

程嘉贤是徽州歙县人,年纪在四十上下。在当时,朝鲜人对于徽州的了解,莫过于该处所产的徽墨。刚刚见识过“卢沟壮观”的金士龙,顺便问起墨业发源地——易水之所在时,程嘉贤就送他小墨二笏、图砚一方,曰:“此古人缟紵之意也,勿辞。”并说:“仆徽州歙县人也,此墨州人曹功素[素功]所制,此砚产于吾乡龙尾山下,有眉文者最良,往年贡上五百余块,其时工人有相识者,择其良赠余。余问其价,答曰:市肆中绝无如此佳品,虽白金数十两不易得此。余爱其理润,作小铭刻砚背,朝暮摩挲,元[爱]不释手。北来时带来此砚,燕台之士莫不艳看,而不肯轻以与人。今当足下之行,以佐远赆。”

徽州为文房清玩之乡,早在唐末,易州墨工奚超、廷珪父子因避战乱,南逃至歙州(即宋元以来的徽州),因见当地松郁水清,遂重操旧业,所产佳墨,被南唐后主视若珍宝,为此,奚氏被委作墨务官,并赐姓李。从此,歙州制墨名闻遐迩,境内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制墨高手。及至清代,曹素功的艺粟斋,即是制作徽墨的著名字号,被后人誉作“清墨四大家”之一。前述程嘉贤所赠墨,即由曹素功制作。由于曹素功徽墨曾为上贡珍品,所以程氏声称自己馈赠金士龙的徽墨实为贡品。而他所送的图砚,据说亦是著名的龙尾砚。

从《燕行日记》来看,程嘉贤颇有文化修养,他与金士龙数度交相唱和。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六日,金士龙到程家,与程嘉贤及其从子十然分韵赋诗——他们拈唐诗“重与细论文”一句,程嘉贤得“细”字,程十然得“与”字,金士龙得“文”字。金士龙首先题七言古诗曰:

吾生苦晚惟好古,少读河南夫子文。座上春风门外雪,恨未抠衣三沐薰。后世云孙在京国,典刑犹存特出群。长安市上十万家,日夜车马何纷纷。忽到程氏草堂里,纸窗画壁无尘氛。翻然出户喜折屐,坐我胡床礼甚勤。况复番番一幅锦,笔能二分诗三分。温如沧海拾明珠,皎若青山笼白云。逖矣扶桑千里外,不意今行得吾君。君家仲容眉骨奇,咬菜脱粟穷典坟。相看握手成三笑,牙颊生香日已曛。莫问平生我所为,四十五十今无闻。

诗中的“河南夫子”是指理学家程颐和程颢,他们的祖籍据载出自徽州歙县,金士龙遂将程嘉贤视作二程的后裔,故有“后世云孙在京国”之说。对于该诗,程嘉贤评曰:“工部之骨,眉山之气,非数十年研精耽究,何能有此!”并赋诗以和:

少年重交游,重辄忘气势。仰睇古风远,俯怀壮心厉。偶游燕市中,放眼祛扦蔽。君从东海来,万里结神契。……

对此,程嘉贤请求金士龙作出评价,后者题曰:“不费一金,得锦绣文字,吾归橐不贫。”相比之下,金氏的评价显得颇为含蓄、内敛。随后,程嘉贤的从侄程十然也提笔赋诗。金士龙亦评曰:“字字古雅,濂洛余派。”程嘉贤说:“以先生之诗,为家中宝藏,传诸永世,使吾子知有千里外神交。”金士龙则曰:“余袖二位诗稿,归挂书楼,有时思想,一面讽诵,举杯遥祝。”遂各大笑而罢。

正月二十日,金士龙再次前往聚好斋,程嘉贤送他牡丹图幛子及《一翁亭序文》、《别章》各一轴。“一翁亭”系金士龙在朝鲜大同江滨的楼宇,据说是取唐代著名诗人杜甫“江湖满地一渔翁”诗意,额曰“一翁亭”。金士龙在楼内藏书若干卷,“日夕与邻秀才焚香读书,其间将为终老计”,所以他请求程嘉贤为之作序以记其事。尽管程嘉贤没有到过朝鲜,更没有见过金氏的“一翁亭”,但他还是凭着朝鲜舆图(可能还有金士龙的介绍),极尽想象之能事,殚精竭虑地状摹出“一翁亭”的景致,文中充满了程嘉贤对于异邦的想象,从中亦可欣赏到“贾而好儒”的徽商之文采。

揆诸实际,金士龙对于程嘉贤的认识颇有偏差。他在《燕行日记·人物》中指出:“程嘉贤,字少伯,江南人,明道二十三世孙,善诗工书,今为国子隶[肄]业,为士林宗。”这里有两个问题:一是所谓的明道(程颢)二十三世孙,在首次与程嘉贤、胡宝书见面笔谈时,金士龙问及:“公等或明道先生、胡文定公之苗裔耶?”程嘉贤回答说:“是也。”其实,就广义而言,徽歙程氏可以说是程颢的后裔,但鉴于当时攀附名人的社会风气,更大可能这只是后者的顺水推舟,藉此标榜自己的身价不凡。果然,金士龙对之肃然起敬:“屠贩之间,得此风人韵士,甚幸!况中州文献在二位身上,岂与昔时悲歌士比乎?”另外,程嘉贤只是“国子监肄业”而已,他的身份应是监生,甚至很可能连监生都是捐纳而来的。后来“在国子学中,三年报满,得以广文选用”,所以像程嘉贤之类的人物,在中国可以说是车载斗量,随处皆是。而金士龙称他为“士林宗”,实在是无从谈起!从《燕行日记》所述的细节来看,程氏最早见到金士龙到访聚好斋(书肆)时,“即下榻相揖,喜色浮动眉宇间”,其实主要还是看到有了生意上门——此为商贾之恒态。正月初三日再次笔谈后,金士龙临别时,程嘉贤还不忘指着壁上的牡丹图幛子,曰:“此真近代高手,可取去否?”在他内心,念念不忘的还是出售自己的商品。

不过,说金士龙对于程嘉贤认识上的偏差,实际上也并不排除燕行使者故弄玄虚,藉此自抬身价,以便回朝鲜后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中土交游。朝鲜洪吉周所纂的《睡余放笔》卷下曾指出:

东国人入中国,以诗文示中国文士,得其奖誉,归辄自得而诧诸人。……余尝谓东国人文章博雅,号为一代之甲者,置之中国,则仅当居下上,况其下士乎?彼之奖誉,且如塾师之批圈童子诗句……

此处的“东人”或“东国人”亦即朝鲜人,主要指的也就是燕行使者。对照前揭程嘉贤对金士龙诗歌的评价——所谓“工部之骨”、“眉山之气”或“大得唐人风骨”,显得颇为滑稽。这种情形,在东亚的文化交流中屡见不鲜(譬如,江户时代长崎贸易中清商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亦屡见类似的例子)。而从《燕行日记》来看,金士龙回国之后,在与程嘉贤的信函中写道:“仆跋涉水草,得免颠踣,至春暮还家,吾乡之能诗文者,无虑数十名家,来问行中所得,仆出足下诗示之,皆叹赏……”而从程氏的回信来看,当时金士龙的《燕行日记》已经完成,故而希望他能“附缀数言,藉以寿世”。

在清代的东亚文化交流中,中国人的举手投足颇为周边国人所瞩目。由于锁国政策,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所接触到的,往往只是一些中国的商人(其中当然也有弃儒从商的下层文人);而在李朝时代,朝鲜人为了全面搜集中国的情报,入贡使团成员中实不乏才人俊彦,他们通过交往笔谈,耳濡目染,竭尽全力地了解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社会情况,故而燕行使者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人更为广泛,其中既有达官贵人、硕学鸿儒,又有很大比例是些商人和下层文人,这使得朝鲜使者对于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——他们除了看到盛清时代北中国的富庶繁华外,也常能更多地倾听到市井百姓对于朝政社会的种种议论,这使得诸多备载见闻及交游的《燕行录》,均成为我们研究清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史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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