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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史中国(1840年前的历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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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朱元璋为何不愿承认刘伯温为"儒者"  

2009-08-27 19:27:3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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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自《百家讲坛》杂志2009年第8期  作者:黄波

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,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。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,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。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,有两大偶像,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,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。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,传说中,他们不仅神机妙算,而且还能呼风唤雨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《三国演义》时说,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,“多智而近妖”,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,即使不“近妖”,也是“多智而近怪”。

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

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

刘基,字伯温。元武宗至大四年(1311年)生,他的家乡青田村(今浙江省文成)县南田武阳,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,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。

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,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,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,但读书的风气不衰。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,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,虽非显第,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。在这种背景下,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。《明史》上说,刘伯温“幼颖异”,特别聪明,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,刘伯温不是池中物,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。《明史》还记载,“基博通经史,于书无不窥,尤精象纬之学”。所谓象纬之学,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。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,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,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,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,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。

《明史》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,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: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,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;一个是摇鹅毛扇,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。两者不可偏废,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,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,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“改造”,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“压倒”了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。于是乎,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,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,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,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。

作为儒者的刘伯温,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。至顺四年(1333年),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,考中进士。值得一提的是,按照元朝的制度,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,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,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,终于蒙混过关。不过,只要是凭真才实学,在旧时,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。

元顺帝至元二年(1336年),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,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。所谓县丞,就是县令的属官,官阶还不够“七品芝麻官”,属于正八品,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。

官阶低倒没有什么,按照元朝制度,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,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,终究是抑制不住的,问题的关键在于,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,他此刻所置身的,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。

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,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,不尚文治,故以马上得天下,仍然“以马上治之”,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,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。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,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。大凡衰世,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:其一就是吏治大坏,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,上层阶级贪图享乐,文恬武嬉,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,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,仿佛“清歌于漏舟之中,痛饮于焚屋之内”;其二,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。元顺帝当政时期,自然灾害不断,而吏治不良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,中国大地,一时饥民、流民、盗匪四起。

饱读诗书,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,儒家知识分子那种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,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,最后只能抑郁求退。按照史书的记载,他在江西,“政严而有惠爱,小民自以为得慈父”,想来颇有政绩,但“豪右数欲陷之”,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,最后只好离去,于1340年回到家乡。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,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,这之后,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,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,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,属于从七品。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,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(1352年),他辞职了。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,后人于此有所争论,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,他对元政权的灰心,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。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《郁离子》中即可看出。


“儒者”与“谋臣”的悲剧

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,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(今浙江丽水),因为在故乡的声望,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—叶琛、宋濂、章溢,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(今南京)去见朱元璋。《明史》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:“太祖劳基等曰:‘我为天下屈四先生,今天下纷纷,何时定乎?’”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,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,章溢回答说:“天道无常,惟德是辅,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。”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,就能收拾人心,完成霸业。

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。

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,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“乱臣贼子”,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。史籍中流传一个“西湖望云”的故事,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(即南京)有所谓“天子气”,所以决心“辅之”。这无疑是无稽之谈。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,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;其次,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—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,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,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,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,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。除此之外,还有两点非常重要: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,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;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,要想统一天下,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,还必须着手于建设,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,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,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。

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,他就在《郁离子》中说,要“稽考先王之典,商度救时之政,明法度,肄礼乐,以待王者之兴”。而此时的朱元璋,颇有一些“明法度,肄礼乐”的气象,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“王者”,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?

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,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,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,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,是值得历史肯定的。

朱元璋统一天下,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,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,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,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,这就是“导君于正”,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。而就是在这方面,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,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,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,他先后几次受封,又几次被打发回乡。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,可以看出“伴君”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。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,求雨也没有效果,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: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“寡妇营”,不许外出;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,尸体暴露不收;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,就不适宜充军。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,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,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,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,朱元璋立即作出了“刘基还乡为民”的处罚。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,朱元璋又想起了他,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,恢复了其官职。而到了洪武四年(1371年),他在得到封爵之后,再一次被赐归。

如果说第一次被贬,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,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,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。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,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,更因为他对“圣意难测”有了更深的理解,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,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。

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,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,但在反复放归、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。他劝朱元璋,“霜雪之后,必有阳春,今国威已立,宜少济以宽大”,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,不应动辄羞辱,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;他又提醒朱元璋,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,结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——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,几乎全军覆没。

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,但善于占卜的他却不知道,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。


死因成谜

隐居的刘伯温,竭力洗尽铅华,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,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。他知道,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《明史》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:“还隐山中,惟饮酒弈棋,口不言功。邑令求见不得,微服为野人谒基。基方濯足,令从子引入茅舍,炊黍饭令。令告曰:‘某青田知县也。’基惊起,称民谢去,终不复见。”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,所以换上便服求见,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,升火做饭以待客,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,刘伯温马上变色,自称小民,便立即退避。

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。

在浙江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,此地偏僻而险要,所以成为奸人躲藏之所,刘伯温便派儿子刘涟入朝反映这一情况,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巡查,但刘涟绕过了中书省(当时明王朝政府的中枢机构),直接向皇帝奏陈,引起了执政大臣的嫉恨,他们诬陷刘伯温看中了谈洋这块地方,准备作身后之墓地,只是由于谈洋的百姓不同意,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儿设立机构,以此驱逐百姓。中书省准备借此兴起大狱,这时的刘伯温虽然患病,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,向皇帝和朝廷说个明白。

刘伯温面对朱元璋,“惟引疚自责而已”,意思是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,只承认“我错了我错了”,朱元璋没有再穷追下去。但不久,在一件小事上,朱元璋还是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。朝廷祭奠孔子,仪式结束后,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。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,却接受了肉。朱元璋说: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,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?学礼学到哪里去了?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。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,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,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: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。由此可见最后一次入朝的刘伯温,其处境之尴尬。

处境和心情都恶劣,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,洪武七年,朱元璋知其病重,赐归田里,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,刘伯温卒于家中。

刘伯温的死因,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:一说被丞相胡惟庸毒死;二说朱元璋是毒死刘伯温的主谋;三说系病死。其实从情理上思考,刘伯温当时已经患病,而且又不是当权派,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举?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的传闻之所以流行,完全是后来朱元璋为除掉胡惟庸,有意给其罗织了一条新罪名。但他没有想到,后世同情刘伯温遭遇的人,不以揪出胡惟庸为满足,又怀疑到他自己头上,这真是一种讽刺。

与刘伯温的死因相比,朱元璋在刘伯温死的前后表现出来的态度,更耐人寻味。

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,朱元璋的文集刻成,他赐给了李善长、胡惟庸、宋濂三人,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,这反映出朱、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,已比较冷淡。刘伯温病重被赐归,朱元璋颁发了一纸诏书,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,其中既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,也称扬其功绩,最重要的,是表示自己当皇帝后,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“国之大体”的。对刘伯温来说,得到这样一份诏书,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,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。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“谋臣”甚至“术士”,但他更自居为“儒者”,然而让他沮丧的是,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当成“谋臣”和“术士”。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,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,像宋濂、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“大儒”?

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“儒者”?原因很简单,儒者都有“导君于正”的使命,真正的大儒,在传统观念中,应该是帝王师。做“帝王师”,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,刘伯温也不会例外。问题是,这种理想很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。自信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承认有什么“帝王师”的,否则那岂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吗?朱元璋是这样,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样。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,其中引用了《汉书·张良传》中的一句话:“学此则为帝者师矣。”虽然他一再说明“不敢以此自居”,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,乾隆愤愤地责问:“你要做帝王师,那把我往哪儿摆?”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要害了。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:“朕以汝文学尚优,故使领四库书馆,实不过倡优畜之,汝何敢妄谈国事!”意思更为透彻,原来在帝王眼里,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、是他一人之事,文人之流,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,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。至此,“帝王师”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。

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,刘伯温的“儒者”、“帝王师”之梦最后破灭了没有?不知道。我们清楚的是,他临终前留下遗命,告诫子孙不得为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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