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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史中国(1840年前的历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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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古代知识分子集体走向隐逸的历史线索  

2009-06-04 12:28:5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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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知识分子集体走向隐逸的历史线索 - 古史中国 - 古史中国(1840年前的历史)

“隐士”就是隐居不仕之士。首先是“士”,即知识分子,否则就无所谓隐居。不仕,不出名,终身在乡村为农民,或遁迹江湖经商,或居于岩穴砍柴。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,皆不可称为隐士。《辞海》释“隐士”是“隐居不仕的人”,没有强调“士”,实在是不精确。《南史·隐逸》云:隐士“须含贞养素,文以艺业。不尔,则与夫樵者在山,何殊异也。”而且一般的“士”隐居怕也不足称为“隐士”,须是有名的“士”,即“贤者”,《易》曰:“天地闭,贤人隐。”又曰:“遁世无闷。”又曰:“高尚其事。”……是“贤人隐”而不是一般人隐。质言之,即有才能、有学问、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,才叫“隐士”。《南史·隐逸》谓其“皆用宇宙而成心,借风云以为气”。因而“隐士”不是一般的人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所称的“处士”(处士横议,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)也就是隐士,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。但这个“处士”,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。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,却不能叫“处士”。

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,不求名,不求利。《旧唐书·隐逸》称“所高者独行”,“所重者逃名”。《易·蛊》曰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隐居求高,即是人品高尚的人,所以“隐士”又叫“高士”。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,墓道石碑即刻“黄高士墓”。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“倪高士”。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、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、大雕塑家、大音乐家,他们都隐居不仕,所以《历代名画记》称之“一门隐遁,高风振于晋宋”。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,然而传记不列入“文苑”,也不列入“艺术”,却列入“隐逸”,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“隐士”,因其“隐”,方有“高风”。《史记》中记古人语“太上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”,看来隐士是立了“德”,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。但德在何处?却是值得研究的。

比如严光,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,而隐居富春江。范仲淹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中说: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据说这“风”,原写作“德”。在范眼中,严光之德崇高如山。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《读〈严子陵传〉》一诗中说:“客星何补汉中兴?空有清风冷似冰。早遣阿瞒移汉鼎,人间何处有严陵!”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,他在《严光论》一文中说:“汉之严光,当国家中兴之初,民生凋敝,人才寡少,为君者虑,恐德薄才疏,致民生之受患,礼贤之心甚切,是致严光、周党于朝。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,故纵之,飘然而往。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。……假使赤眉、王郎、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,则光钓于何处?当时挈家草莽,求食顾命之不暇,安得优游乐钓欤?……朕观当时之罪人,罪人大者莫过严光、周党之徒。”(见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一《子陵耕钓处》附)朱元璋虽是大老粗,又是暴君,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:隐居的人德就高吗?


实际上,从来隐士,大抵可以分为十种:其一是真隐、全隐,如晋宋间的宗炳、元代的吴镇等,从来不去做官,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,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。其二是先官后隐,如陶渊明。陶是著名隐士,传列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三史中的“隐逸”,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,他当过官,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。明代的沈周,一天官未当过,传列入《隐逸》。而他的学生文徵明,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,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,但其传就未被列入《隐逸》而列入《文苑》。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,但其“隐”的名气太大,超过其诗名,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。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。其三是半官半隐,如王维,开始做官,后来害怕了,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,生活没有保障,于是虽做官,而不问政事,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。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,但有隐逸思想。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。其四是忽官忽隐,如元末明初时王蒙、明末董其昌,做了几年官,又去隐居,朝廷征召,或形势有利,又出来做官,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。这种人不果断,拖泥带水,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,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,太暗而不明,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。其五是隐于朝。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,做官不问政事,“居官无官官之事,处事无事事之心,”随波逐流,明哲保身。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。其六是假隐,如明代陈继儒,虽不做官,但好和官家打交道,有人写诗讥笑他“翩翩一只云间鹤,飞去飞来宰相家”。其七是名隐实官,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,人称陶隐士,虽然隐居山中,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,被称为“山中宰相”。这种人身为隐士,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,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。其八是以隐求高官,如唐代的卢藏用。刘肃《大唐新语·隐逸》记,卢藏用考中进士,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,等待朝廷征召,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,授官左拾遗。后来,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,欲归山,卢藏用送之,指着终南山云:“此中大有嘉处。”这就是“终南捷径”。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,实非真正的隐士。其九是不得已而隐,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,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、黄宗羲等,他们“隐居”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,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。石溪也如此,他反清失败后,为了逃避迫害,隐于禅,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,终生反清,情绪十分激烈,一直没能静下来。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。其十是先隐居,基本上是真隐,但等待时机,等到时机就出山,等不到就隐下去。如殷商时伊尹、汉末诸葛亮、元末的刘基等。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,如明末清初的弘仁,早年攻举业,明清易祚之际,他奋起反清,失败后不得已而隐,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。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,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“淡”、“柔”、“远”为宗的。

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,但总的来说,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。谈起历史,“安史之乱”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。“安史之乱”前,封建社会蒸蒸日上;之后,每况愈下。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,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。因为任何时代,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,知识分子凝聚起来,一齐为国家着想,国家就有希望,否则便会相反。从群体上看,唐代之前,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。汉代马援那句名言: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,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?”(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)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。唐代的知识分子们“不求生入塞,只当死报君”,“报君黄金台上意,提携玉龙为君死”,“要得此生长报国,何需先入玉门关”,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”。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,拧成一股绳,使国家强大起来。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,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,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,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。北宋的知识分子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,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”。南宋的知识分子“一身报国有万死”,“位卑未肯忘忧国”。南宋早期有岳飞、陈东为国事努力,中期有陆游、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,晚期还有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为国捐躯。而且厓山、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,无一叛降,这是何等的气概,元以后便没有了。

唐以前,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强大。宋就不同了,臣民为国,而君相却卖国。名义上国家是属于皇帝的,而毁坏国家者,恰恰是皇帝。北宋败于宋徽宗及蔡京、童贯等六贼之手。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泽、岳飞等人,而卖国的恰是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。南宋末,国事也正败在宋理宗、宋度宗、丁大全、贾似道等君相手中。当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时,皇帝、太后却投降了,而且命令臣子投降。臣之努力正是为了报国报君,而君却如此,所以南宋之后,知识分子都寒了心。

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,元曲有“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,他夺了呵夺汉朝,篡了呵篡汉邦,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”,“葫芦今后大家提,想谁别辩个是和非”。元代士人不问国事,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妓女优伶一起鬼混,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。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。明朝的情况又特殊。朱元璋是个天才,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、叫花子,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,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,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,还发明了“批颊”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,动辄便把士人打死、掼死,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,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。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,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;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,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,甚至会毁坏国家、损害他人。所以,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,而太监、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,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,往往就会损害他人、损害国家。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,在高压政策下,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,但也决无发明,仅是虚应故事而已。一旦高压解禁,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,而不再考虑国家。当国家危难之时,很少有人挺身而出。明永乐年间预修过《永乐大典》的慧暕和尚说:“洪武间,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,受多少惊怕,与朝廷出多少心力,到头来小有过犯,轻则充军,重则刑戮,善终者十二三耳。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,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。”到了永乐后期,国家尊重知识分子,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,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,后来胆子大了,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,到国外去定居,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,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,来去自由。这个时候,慧暕和尚又说:“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,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。”(见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二) 朱元璋时代,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,但因心惊胆战,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,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。到了永乐年间,高压政策解除,知识分子得以解放,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,大都为自己着想,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,所以说“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”。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,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。《明史·阉党传》上有一段总结云:“明代阉宦之祸酷矣,然非诸党人附丽之,羽翼之,张其势而助之攻,虐焰不若是其烈也。中叶以前,士大夫知重名节,虽以王振、汪直之横,党与未盛。至刘瑾窃权,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,于是列卿争先献媚,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。迨神宗末年,讹言朋兴,群相敌雠,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。”最后说:“患得患失之鄙夫,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。”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,而明中期之后,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,竟附丽于阉人,充其羽翼,而且“列卿争献媚”,何其鄙也。到了这一步,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。


明末天下大乱,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,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。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,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,竟无一人上朝。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:“皆诸臣误朕。”(《明史·庄烈帝》)“诸臣误朕”实从洪武年间的“朕”不尊重“诸臣”积累而至。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,他总结当时官员“皆身谋而不及国”(见《宝纶堂集》)。当年君待臣太狠了,君不把臣看重,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,不为君谋,只好为身谋,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。

明末清初,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、吴伟业、王时敏、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,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服务。钱谦益的名诗:“春风自爱闲花草,蛱蝶何曾拣树栖”,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。自古以来,忠臣不事二主,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,无须择树择主,真是太没骨气了。

清初,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。据康乾时王应奎的《柳南续笔》卷二所载《诸生就试》所云:“鼎革初(清初),诸生(明所遗秀才)有抗节不就试者。后文宗(主试考官)按临,出示:‘山林隐逸,有志进取,一体收录。’诸生乃相率而至。人为诗以嘲之曰:‘一队夷、齐(伯夷、叔齐,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)下首阳,几年观望好凄凉。早知薇蕨终难饱,悔杀无端谏武王。’及进院,以桌凳限于额,仍驱之出。人即以前韵为诗曰:‘失节夷、齐下首阳,院门推出更凄凉。从今决意还山去,薇蕨堪嗟已吃光。’闻者无不捧腹。“(按《清朝野史大观》有相同记载,文字略异)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,如果出来应试,朝廷便会录用。这些没有骨气的“隐士”便纷纷参加考试,一参加考试,就是想当清朝的官,也便失了节,便不是隐士了。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,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,官未当上,隐士也当不上了,好不凄凉啊,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,只好藏于心。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,然后又收买一批有才学之士,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买,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,一脚踢开。有怨声又能怎么样?无非是咒骂几声。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,大兴文字狱,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,割去脑袋,脑袋一割,就不能再咒骂了,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。软硬兼施,威恩并济,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,文人们也被整苦了。

从此,文人们无所适从,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。无所适从之后,便是无不适从。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:“左壁观图,右壁观史;无酒学佛,有酒学仙。”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。明朝君待臣开始硬,后来软;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,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,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,又失去了韧性,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。“无所适从”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,“无不适从”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。洪亮吉那段名言:“士大夫渐不顾廉耻。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;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;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……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……士大夫之行为如此,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?辇毂之下如此,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?”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?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。古时候,士大夫有很高地位,很体面的身份,明以前士大夫(臣等)与君议事不用下跪,乃至“刑不上大夫”,现在他们动辄下跪,被打、被抄杀,与小人无异,甚至不如小人自由,身价如此,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?

时代如此,文人如此;文人如此,时代如此,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。

早期隐士,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。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,隐居后,致力于文化建设;有的隐居后,仍然关心国家大事。如商山四皓,如陶弘景隐居山中,从事道、儒、佛的研究,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,被称为“山中宰相”。孔子曰:“隐居以求志。”隐居为求其志,而非消极无所求。

明清时期,朝中的官员都“身谋而不及国”,隐士们隐于山林、隐于市、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,因此,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,官也无所谓官。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,后来却变成了真隐。

不论早期还是后期,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。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,或奋而反抗,或钻营求进,只好退隐,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。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,或结庐于山林之中,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。而且,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,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,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。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:其一是柔(弱),其二是淡,其三是远。这个问题值得注意。

尽管陶渊明也曾“金刚怒目”,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“柔”,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;王维也如此。“南宗”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、巨然到黄公望、吴镇、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“柔”为特色。到了明文徵明、董其昌及清“四王”,其画更柔。“柔”是老、庄的境界,特别是庄子的境界。和历史上隐士一样,早期的“柔”和后期的“柔”大有不同。老、庄的“柔”是外柔而内刚。《老子》曰:“柔弱者胜刚强”,“柔之胜刚”,“柔弱处上”,“守柔曰强”,“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”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”,因之,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“处上”,“至柔”为了“至坚”,为了“攻坚强”;“无为”为了“无不为”,庄子同之。庄子的“柔”,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,以俯视宇内为高度,所以《庄子》第一篇谈的是“逍遥游”,其游固逍遥,然“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”,其大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,其背“不知其几千里也”,“鹏之徙于南冥也,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,这是何等的气势,何等的力量。他还要“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”,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。

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,六朝人读老、庄,谈老、庄,学老、庄,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。嵇康学老、庄,敢于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,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。阮籍学老、庄,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,敢于长叹“时无英雄,而使竖子成名”。直到唐代李白学老、庄,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,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。唐人之前的画,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,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,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。宋元人学老、庄,外柔已向内渗透,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。而明清人学老、庄,早已失去了老、庄的内在本质,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,这在董其昌和“四王”的画中皆可见到。正是时代精神使然。


即使不刚强、不反抗,仍然动辄被腰斩、杀头、批颊、掼死,召之即来,驱之又必须即去,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。为了生存,如前所述,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,又失去了韧性,因而形之于“态”(文学艺术作品),何来刚强?所以,早期的“柔”和后期的“柔”大为不同:早期的“柔”是柔中见刚,后期的“柔”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。

淡:老、庄的“淡”固然指自然无所饰,也就是“朴”,朴而不能巧,《庄子》云:“吾师乎,吾师乎……覆载天地,刻雕众形,而不为巧。”此外,《庄子》的“淡”还有纯、静、明白之意,《庄子》云:“纯粹而不杂,静一而不变,淡而无为,动而以天行。”“明白入素,无为复朴。”则早期的“淡”都有自然无饰、纯、静、明白之意。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“老翁岂作诗,真写胸中天”。黄山谷《题子瞻画竹石》云“东坡老人翰林公,醉时吐出胸中墨”。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。但后期的“淡”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,然而刻意追求的“淡”却无法掩饰,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。前期的“淡”,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;后期的“淡”,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,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,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。当然,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。董其昌、“四王”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,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,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,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,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。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,他的画以“淡”为特色,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“淡”,非自然而然的淡。

远: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,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,远离官场,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,或从高处退下来,都立在“远”处,“心远地自偏”,心远,其诗其画也自有“远”的感觉。陶渊明的“悠然见南山”,王维的“开门雪满山”,都给人“远”的感觉。我曾写过《诗有“三远”》一文,说:“陶渊明‘悠然见南山’是平远,李白‘登高壮观天地间’是高远,杜甫‘群山万壑赴荆门’是深远。”而隐士们的“远”只是“平远”,鲜有“高远”和“深远”。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“平远”一种。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“高远”和“深远”为压抑和险危,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“平远”之景。黄公望、吴镇、倪云林等尤甚。影响所至,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“平远”方面发展了。其实,“高远”和“深远”更有气势,而隐士们(包括隐于朝、市的“隐士”)“百年心事归平淡”,只在“平淡”上着眼,“平远”更近于“平淡”。他们还要“化刚劲为柔和,变雄浑为潇洒”,连“刚劲”和“雄浑”都要反对,因为这和“平远”、“平淡”不合,平远给人以“冲融”、“冲淡”的感觉,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。一般说来,“平远”的用墨较淡,只画中景和远景,鲜画近景,淡而远,平而和,在平和、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“远”和“淡”的境界,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,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。

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。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,认为隐士逃避现实,应负国家衰亡之责。当然,隐逸不宜提倡,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,还应加以反对。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。而且,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,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。《南史·隐逸》有云:“夫独往之人,皆禀偏介之性,不能摧志屈道,借誉期通。若使夫遇见信之主,逢时来之运,岂其放情江海,取逸丘樊?不得已而然故也。”天下事,能努力的,当然应该努力,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。苏东坡《大臣论》有云:“天下之势,在于小人,君子之欲击之,不亡其身,则亡其君。”结论曰:“非才有不同,所居之势然也。”如武则天、慈禧,只一妇人,然天下势在其手,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,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?当然强者可以反抗,虽失败也不要紧。弱者呢?只好退隐,总比同流合污要好。

隐士表面上超脱,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,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。物不平则鸣,痛苦和不平正是产生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好土壤。在这块土壤上产生的文学艺术,有其共性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

摘自:《书屋》二〇〇一年第六期  作者:陈传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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